車窗外面,是溼冷灰濛的東倫敦街頭。公車上乘客半滿,或坐或站的表情姿勢,陰沈得跟天候景色一致。我坐在最後一排靠左窗的位子,感官持續適應著右駕每次轉彎移動時,必定會出現的視角預期差異;懷裡抱著價值一鎊六毛的醺雞三明治,那是這段獨行旅途中,少數我吃得起的晚餐種類之一。
那天下午,我把陌生城巿的地圖塞進背包,刻意的、任性的、浪漫的,挑中這輛有著順眼編號的大紅巨物,將目的地交給天使安排,打算來個不知去向的懶人遊街,這個看似危險的決定,實踐於固定路線的緩慢移動中,感覺起來還算安全--至少在我還沒睡著之前。
慘案發生在眼睛睜開的那一刻,視線慢慢在昏暗天色中辨識著,終於對焦到窗外一個毫無用處的巿郊地名,「慘了!這是哪裡?」同時花了幾秒鐘,才聽懂一串濃重英國腔的碎念,公車司機正抱怨著每一趟總是有人可以一路睡到總站還醒不過來。一轉頭又發現我的背包失蹤,那意味著錢包、手機這種臨時救命配備,也要命的跟著偷兒離我遠去,唯一剩下的財產,是那袋乾硬的三明治。
接著,我的驚慌失措融化不了趕著回家的硬腸司機,他一邊將沒付錢的我趕下車,一邊建議我:「往回走約一英里,你會遇到長得像警察的天使。」就在他說著的同時間,昏黃街燈下,一位似乎猜到發生什麼事的高瘦女人,背著光靠過來問我住哪裡後,遞給我足夠坐回程的車資,旋即快速轉身離開,而一路仰著頭跟她對話的我,始終看不清她的長相。
這些年來,我時常想起她,在寫著祝福的字句裡,在讓坐的時候,在猶豫該不該叫醒倒在路中央的醉漢時;更多時候,是在見識到人們徬徨無助的眼神後,心裡昇起的一股同理。即使有生之年再也沒有機會認識她,我相信,某部份的她,已經活在我的血液裡,而我們都不需要被誰認得。
直到這一天,又是一次異國的獨行,透過一台單眼相機的鏡頭,我再度見到她--這一次,她現身在橘黃色的夕陽之前,背後多出一對張揚的雙翅,一動不動的立於聖天使城堡的高塔之上,依然背著光,俯看羅馬城內街道上的眾生,包括正抬頭仰望著天際的我。
天使,這是她的名,無論是她/他或是祂,在天上還是人間,是逆光或是背光,是黑的或白的,是沒時間的司機還是沒機會的警察,是一尊雕像還是一個人;祂的長相,就像一種非關宗教的信仰--看不見,但它依舊存在。